张小依妮，毕业于莱斯大学，曾任莱斯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席，现居奥斯汀。科技与创业创新自由写手, 热爱旅游和探索美食。

夏季来临，休城的暴雨洪水警报便如期而至。继城里修不完的路之后，哪里因为大雨淹了水便顺理成章成为了人们的新话题。这座经常被福布斯杂志列为美国最快增长的城市，仿佛一直在成长，一直需要建设。而比起对城市建设的烦恼，在拥有着成熟设施的纽约，人们仿佛更关注长久以来在这些既定面貌中产生的生活问题：如何融入这里的快节奏，适应寸土寸金的压力，如何在眼花缭乱中不迷失可能更是这里的主题。

休斯顿和纽约，就像电影中经典的两种美国城市：前者地广人稀，除市中心外，并没有什么高楼，汽车与发达的高速是主要的通勤方式；后者则高楼林立，店铺密集，电子广告牌和霓虹灯眼花缭乱，地铁则是最经济高效的代步工具。

休斯顿“孤独”的市中心（上），与大厦鳞次栉比的纽约（下）。

然而，不同的风格丝毫不影响它们同时成为典型的美国大城市——虽然这一现象这在别的国家却并不多见。历史悠久的欧洲大城市多是浓厚的历史与现代化并存，古老的街道中包裹着的是经济政治中心。而在亚洲，大城市一定是密集的，有着完备的交通、公共设施和高人口密度，像是北京、上海或者东京。他们虽然历史悠久，但一定有着相似新兴的面貌。就像建筑大师库哈斯曾提及，亚洲城市往往是在“铲平”历史中发展，变得具有“广普性”。

在美国，这样迥异的经典城市面貌并存现象的出现，不仅因为包容的文化，更是城市本身多种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从最初的城市化进程，到现在的城市规划，再到城市特有的文化输送，这片土地上城市发展维持着它独特的路线。

离开城市，到郊区去

19世纪初，美国城市人口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大幅增长，在一系列的改革之后，20世纪中期，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美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进程。但是不同的是，改革之余，内战、领土的扩张、再加上文学的兴起，使得美国在不断浮现新城市的同时，也接受着对现状的不断抨击。1906年，美国记者兼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发表小说《屠场》（The Jungle），以芝加哥为故事舞台，则揭露了发展过速的工业化中的官僚腐败和肉类加工业的黑暗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期美国社会在食品加工业的重视与监管，也让人们对城市化与工业化有了愈发辩证的认识。

图为1906年第一版《The Jungle》的封面，毫无生机的城市景象与工业化的浓烟讽刺着当时的工业化进程。

渐渐地，随着交通日益发达，一些人不再执着于城市，而更倾向居住在郊区甚至远郊，从繁忙的市中心搬移到新兴城市；与此同时，城市管理者们仍然维护者那些历史悠久的经济政治中心，其中蕴藏着巨大机会吸引着源源不断的追梦人。所以从那时起，低密度的新兴城市休斯顿与纽约为首的快节奏城市便并存着，同时向世人展现着美国的经典面貌。

休斯顿，没有规划法的大城市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的城市建设也应运而生。在这一方面，休斯顿与纽约可谓处于两个极端——前者是美国最大的没有Zoning Code（规划法，也称区划法）的城市，而后者则出台了美国城市最早的Zoning Code。

Zoning Code是美国城市规划的重要工具之一，它通过法律管理私有土地，规范了土地公有私有以及功能和应用的划分。1916年，在城市建设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为了防止市内大厦过多遮挡街道的空气和阳光，纽约通过了的Zoning Resolution，成为了美国第一部都市规划法。而紧接着在1964年，在国家基本完成城市化之后，美国最完整的规划法也最终在纽约制订。在纽约，正因为这些早期的规划，人们很可能会发现某一个区域都是卖吉他，另一个区域则都是卖家具的。

而在休斯顿，自1913年第一个城市发展计划出台之后，虽然有20余个大型决策在这里顺利实行，Zoning法案也陆续失败了5次。休斯顿也有聚集的商业体，高速也边有扎堆的车行，但大部分情况人们会看到一个广场里同时有咖啡店、纹身馆、超市和日本料理——同类商铺聚在一起的并不多。

从休斯顿市政厅俯瞰Sam Houston公园。

由于没有固定的规划法，休斯顿的土地利用更多是投票决策的结果。在决策与城市规划的联系上，曾任加州Ventura市长，现任莱斯大学Kinder Institute for Urban Research总监的William Fulton则很有发言权。Fulton教授表示，在休斯顿的城市规划中，政府的决策力度并不强，更多是民众与地产开发商和政府共同决策的结果：民众希望保证私有土地不被政府刻意划分，而开发商则希望如何将手里的土地利益最大化。所以在大部分商业体中都包含着不同的店铺，尽量延长顾客停留的时间，创造最大的收益。

当然，他也提到，即便城市规划和政策相互作用，一些城市的客观因素也直接影响着建设。一些人会抱怨休斯顿密度低，到哪里都要开车，公共交通太不完善——这实际上是自然条件和政府管理现状的共同结果。与纽约发达的地铁不同，休斯顿的土地条件决定了它注定与地下公共交通无缘。近两年略有扩展的轻轨线路与公共汽车相结合，已经能基本满足610 Loop内休斯顿城区人们的出行。人们眼中滞后的道路和城市下水系统的建设，则取决于政府预算，正如Fulton教授所说，政府也并不想用好几年去修Bellaire Boulevard，也不是故意让休斯顿不断大淹水，但是他们也并不一定能够承担起快速解决那些交通拥堵和地下水系统带来的支出，政府也在持续完善着这个城市。

在休斯顿的德州医学中心穿行的轻轨是上班族们和学生的通勤工具。

单从休斯顿淹水的现象来说，政府措施一直没有间断。2004年至今，SWMP(Houston Storm water Management Program)已经完成了30个Storm Water Projects,多个项目在设计当中。在不久之后，市中心的人们也不用担心暴雨后的出行了。

 SWMP已完成、在建和在设计中的项目。

人文成为了城市差异化发展的动力

回归城市的本质，钢筋水泥森里虽然看似是一个被管理者和居民们决定的产物，但在文化和人文多重影响下，城市也富有着自己的特性，诉说不同的故事。在这样的氛围中生活，一些人爱上了纽约的精致，而另一些人也留恋休斯顿的热情和粗犷。人们对城市的态度，最终让它们一直维持着差异化的面貌，从城市的点点滴滴不断输送出来。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是城市研究与规划领域的经典之作，它揭露了以纽约为首的美国大城市因为高速建设逐渐缺失的生活多样性。而在向我们展现这一现实之前，作者简雅各布斯在导言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以为，要弄清楚城市表现出来的神秘叵测的行为，方法是仔细观察最普通的场景和时间，尽可能地抛弃以前曾有的期待，试着看看能否发现他们表达的意义，是否从中能浮现有关某些原则的线索。” 

最能聆听城市所传达出的信息的人，一定是这些“凝固的音乐”的谱写者——建筑师。

2014年初，一位在休斯顿生活过的纽约建筑师唐朔，收集与拍摄了60余组照片，定格下纽约与休斯顿之间的城市故事。这组名为《双城记》作品中记录了两座城市相似却又不同的细节：休斯顿“Subway”的标志一定指的是快餐店，而在纽约人们却要犹豫“Subway”究竟是餐厅还是地铁；本以为“Park”一定是停车场的意思，在纽约它也是一家餐厅；城际高速入口的限速，休斯顿比纽约快了20英里；纽约人在时代广场高呼着“I Love New York”,而德州人民会微笑地说，“Welcome to Texas”，并给你一个坚实的拥抱……

在比较两座城市的不同的时候，唐朔把它归结于“城市体验”。看到不同的指路牌、公共交通、房屋的高矮，人们不会想到历史的变迁甚至政府的决策，不会想到休斯顿城内房屋的限高，不会知道纽约历史遗留下的特殊区划——人们更着重于生活中得到的反馈。

就像一位在纽约居住多年才来到休斯顿的商人说，在纽约的公寓里，他从不担心左右的邻居，只关心楼上楼下的人是否会被自己打扰。而当他想要追溯郊区的房子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那时它是一个农场。但是在休斯顿，想要定居的人们并不热衷于住在公寓，富人也更喜爱River Oaks或者偏远一点的独栋住房。而当提到休斯顿的老房子，我们说的是上世纪末的房子——在人们眼中“高耸入云”与“平坦”，“古老”和“新兴”从来都不能够被城市学家定义，而是人们亲身体验的结果。

休斯顿River Oaks的豪宅区

历史奠定了城市的不同发展方向，政策与规划则加固了城市结构。而最后，居民们把城市的特性回归于生活。休斯顿与纽约这两座位于美国南北两端的大城市，代表着美国大城市的两极，他们反映着美国城市的变迁与现状，保持着自己特性并和谐并存着。